为虎生翼 为锦添花——昆明市总“工会维权‘意见书’、‘建议书’”成功推行3周年追记
2014-10-22 09:47:34   来源：工人日报   评论：0 点击：

昆明市总维权“两书”特色：“无门槛、无投入、无风险”

如同初为人父在产房外迎接婴儿的第一声啼哭，惊喜、亢奋并忐忑，赵涤群觉得自己那支笔有千钧之重。

报送戚永宏最后审查批准后，赵涤群意犹未尽，他把心目中的“法学家”刘贵红叫到办公室来，“贵红，我要签发了，咱这个文件不会有问题吧？”

刘贵红用一张喜气洋洋的笑脸回应他，“我反复琢磨过，没问题，赵常务，你放心签吧。”

这天是2011年11月22日。

这天，赵涤群签发了昆明市总工会“昆工【2011】48号”文件，这份文件的题目是《关于建立和推行〈工会维权意见书〉〈工会维权建议书〉制度的通知》。

赵涤群做事的风格是“理性决策，果断实施”，他用“摔杯子”的比喻给记者讲述了他决策的心理过程——

“我会首先认真评估摔了这杯子会不会有我无法承担的严重后果，如果没有，或者有，但只是我完全能承担得起的轻微后果，那就坚决摔。”

“有人一做事，就说‘怕万一怎样’，我听了就烦，除了你的万分之一可能，还有万分之9999的概率不会发生，难道因为非常小的小概率事件，我们就不做工作了？躲在家里难说还被天上的陨石砸死呢，因此就不活了？”他问。

美国公共选择理论著名学者安东尼·唐斯谈到“决策”时说：“决策是一个具有内在风险的过程，因为这些决定可能是错误的、不受欢迎的，或两者皆有。”

在有充分论证的前提下，赵涤群喜欢迎着“风险”上。

赵涤群签发的这份文件，包括“目的意义、主要内容、工作程序、相关要求”等四大项内容，在“工作程序”里，文件要求，“‘两书’由市总统一制作、编号、程序、管理。”

“两书”具体分为“工会维权意见书 ”和“工会维权建议书”。

前者由工会向违法单位发出，后者是出现违法单位对工会所发“意见”置之不理、拒不履行等抵制情况，由县级以上工会向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发出，策动政府职能部门对违法单位依法予以处罚。

简言之，“意见书”由基层以上工会向包括企业在内的用人单位发送；“建议书”由县级以上工会向政府管理职能部门发送。

“两书”各自的特色，赵涤群分别用了16个字作了总结：“‘意见书’，发现问题、温馨提示、提出意见、要求整改。‘建议书’，提供线索、表明态度、请求支持、监督执法。”

“意见书”和“建议书”的功能、目的、意义于此一目了然。

刘贵红介绍说，这是一种操作性很强的维权手段，“从操作层面来说，可以用9个字来概括：‘无门槛、无投入、无风险。’经过3年的实践，我们感到，只要愿意采用这种方式，任何工会，从乡镇工会到更高级别的工会，从地方工会到产业、行业工会，均无障碍，具有普适性。”

“一句话，”他笑笑道，“任何地方、任何工会，只要愿意做，都很容易做到，技术上也没有难度。”

按照“昆工【2011】48号”文件的规定，具体操作路径是——

第一，《工会维权意见书》由各级工会在发现用人单位存在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导致职工权益受侵害的行为并需要提出相关意见时使用。

第二，《意见书》一般由基层工会发出，由基层工会主席签发；重要事项或重大问题可由昆明市总或县（市、区）、开发区、产业工会发出，应由同级工会分管副主席签发并报备市总。

第三，《建议书》由市总或县（市、区）、开发区总工会在用人单位拒不履行《意见书》时提请有关政府职能部门依法查处时使用。

第四，《建议书》由市总或县（市、区）、开发区总工会发出，由同级工会主席或副主席签发并报备市总。

第五，《意见书》发出10个工作日后，如用人单位不履行，由本级工会向上一级工会提出签发《建议书》的申请意见，逐级报送至有权签发《建议书》的工会，由该工会审核处理。

第六，工会开展维权工作及签发“两书”的工作程序可参照《昆明市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的相关规定执行。

为了把“两书”推行到位，这份文件要求市总法律工作部、女工部、组织部、生活部、生产部、宣教部各司其职，在市总统一领导下做好“两书”的推进工作。

最后，考虑到工会在现实格局中的处境，“两书”设计者还参考工会资产保护的一些做法，特别设计了“上代下”发放“两书”。

彭萍安说，“所谓‘上代下’，就是指各级工会遇到需要发送‘两书’而又有所顾忌，由其上一级或者更上级工会代其向违法用人单位发送‘两书’，这样可以回避一些特殊复杂关系，例如，某乡镇工会因为关系不好处理不便向其乡镇用人单位发送‘意见书’，可以向县总说明情况，由县总以县总名义发送‘意见书’，依次类推。”

“前面讲到的三位职工因‘疑似甲醛中毒’与外资企业的纠纷，原本在五华区，考虑到区总的特殊角度，就是由市总代他们发‘意见书’的。”

彭萍安尤其记得“两书”工作在一开始推进的艰辛，“先是发文件，组织各县市区工会干部培训学习，树了一个典型，就开现场会、经验交流会，以点带面，编出两册‘两书’案例选辑，人手一册，教他们怎么做，鼓励他们大胆做，一开始有的县区工会对‘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发‘意见书’，我们也包容，他们需要练习、练胆。”

2012年2月23日，本报一版头条，以《昆明市总意见书和建议书制度提高维权效率 企业有“违法” 工会提“意见” 企业不整改 工会“建议”管》为题，报道了昆明市总的这项全新的工作。

仔细品咂这份文件，记者还发现了文件起草者刘贵红对“用人单位”这一措辞的微妙深远用意，“用人单位”在文件中共出现了7处，稍不留意就会滑过眼球。

“肌理细腻骨肉匀”：“先礼后兵”携手“软中带硬”

“两书”是昆明市总领导对工会维权现实困境的突破，但它首先是对工会维权理论深刻思考的结果。

云南工青妇干部学校常务副校长、教授、知名工运理论专家刘驰从5个维度把昆明市总“两书”的理论特色作了解读——

“首先，昆明市的‘两书’制度搭建了一个操作性很强的制度平台。它把工会维权落到了实处，不再空泛地讲维权，而是实打实地做维权。

一方面是工会要深入企业去了解职工的各项权利是否有保障，一方面，职工来访反映自己权利受到侵害，工会接待人员不能再像过去一样，只是登记一下，就转给有关方面去处理，它倒逼着工会为职工权益去‘冲锋陷阵’。

其次，这个制度建立后，工会有了维权预警功能。

‘两书’制度不仅仅是在发现问题后的高度和深度介入，更重要的是，它要求各级工会做‘聪明人’，古人说，‘聪者听于无声，明者视于无形。’就是在职工权益可能受到侵害的时候就提前介入，实施预警性干预，以有效避免不良后果的发生。

再次，‘两书’制度客观上‘逼着’工会干部制度性地坚持走群众路线，是目前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制度性保障措施。

你想，工会干部要发现问题，必须深入厂矿车间职工宿舍等生产生活第一线，深入调查了解，实地踏勘，就是逼着工会干部不能偷懒。

第四，‘两书’制度逼着工会干部包括工会主席一定要提高自身的思想、业务、法律素质。

‘两书’涉及诸多很专业的各行各业职业规范、要求，涉及许多法律基本常识，工会干部不仅不能开黄腔，还要有水准解决问题，这样被提意见方才会服气，才会配合你工作，其实，提问题、提意见是很需要水平的，能否精准到位、专业地提意见其实也是衡量一个工会是否有水平的指标。

全总早些年前就提出，工会干部要成为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协调劳动关系专家，这也是纲领性、原则性的要求，昆明市总‘两书’的实施，也是倒逼工会干部的素质向这‘三家’靠拢的具体举措，意义之大，怎样评价都不为过。

第五，因为‘建议书’涉及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的配合，还逼着各级工会要和党政领导去打交道，理解人家，亲近人家，形成维权合力，不能像以往一样，单打独斗，自行其是。”

刘驰还进一步认为，由于“两书”需要积极协调政府管理部门，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给予工会有力的配合，“这就整合了社会资源，调集了行政管理资源、国家法制资源，形成‘大工会’工作格局，从工会主动有为的角度诠释了党委要求把‘更多的资源和手段赋予工会’的积极含义。”

彭萍安对于刘驰教授的看法很有感触，她讲述了两个自己和基层工会干部通过“两书”获得知识提升的故事。

“有一次，我们要给一家单位发‘意见书’，需要我签发，内容是要这家单位纠正一个怀孕已达7个多月的女工还在上夜班的侵权问题，其实当时我也不懂到底女职工怀孕多少个月就不能上夜班的法律，赶紧请贵红找《劳动法》保护女职工的内容来看，终于弄懂了。”

“西山区的大观酒店工会想给行政就涨工资发‘意见书’，我要他们先做测算，看看到底涨多少合适，要有科学的依据，他们说不会，我叫他们守着餐厅记录，一个星期下来，就知道一共销售了多少桌，老板赚了多少，食材、耗材是多少，有理有据给人提，最后提出每人每月加薪300元，老板爽快答应了。”

刘驰说，“‘两书’有两个‘反促’，反促工会干部提升业务法律素质，反促执法部门认真履职。”

此外，刘驰还认为，“两书”所具有的形式意义和价值也是不能忽略的，她认为，“人类的语言有口头语和书面语之分，一般而言，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由此而产生的行为也就具有非正式和正式的区别。”

“从人的心理上说，口头交流简单便捷，但同时它不具备备忘性、记录性、固定性，因此缺乏正式性和严肃性，心理上容易忽略和忘记，不像书面交流。”

“一般来说，书面交流具有认真性、正式性、严肃性、记录性、提示性、备忘性、固定性、证据性、契约性。”

“比如，你邀请人吃饭——如婚宴——打个电话或当面招呼一声，”刘驰用宴请打比方，“和发个请柬使被邀请对象对邀请行为的重视度完全不一样，前者一般可来可不来，但后者一般不可拒绝。因为邀请方是严肃的、正式的、半契约的。”

“书面交流这个问题的心理基础是，一旦有人给你来了书面交涉后，如果你不回答，除了不礼貌外，更重要的是，这文书带有契约性，第一，你得签收，第二，你得履行，第三，你得有履行的结果。这就给接受者带来了心理压力，从而调整自己对这件事的态度，以严肃认真的心态去履行。”

顺着刘驰的思路，刘贵红则认为，“两书”具有抓铁留痕的功能，“因此具有法律上的证据作用和价值。”

说到“两书”的形式上的柔性和实质上的硬朗，赵涤群用两个词汇来表述，“一个是先礼后兵，一个是软中带硬。”

他说：“‘意见书’在前，就是先来软乎的、礼节性的，‘建议书’在后，就是在你漠视工会‘意见’后所必须承担的法律后果。提意见，在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和文化传统中，一直是正当的，受到鼓励的，个人对组织、下级对上级……彼此之间相互都可以提意见，而且，一般而言，大家理解提意见都是善意的，是否中肯还在其次，提意见的形式容易得到被提意见者的接纳和理解，一般不会引起对方激烈的反感。”

“我理解，”他进一步解释道，“‘意见书’以书面形式发送，上面有工会主席的签字，有工会的大红印鉴，本身就具备了刘驰教授所说的正式性、严肃性，其次，‘意见书’上明确要求被提‘意见’方必须在10个工作日对所提‘意见’进行书面回复，客观上有军事、外交上的‘通牒’意味，所以是软中带硬。”

彭萍安说得更直接，“‘意见书’是橡皮子弹，‘建议书’是真子弹，用安宁市总主席王梅的话说，第一枪警告你，第二枪要你命。”

显然，“两书”具有不怒而威的气场。

 

（二）2597份“意见书”昭示了什么？

交战的上上境界：“不战而屈人之兵”

据了解，从2011年12月22日第一份“意见书”发放到记者开始采访的6月1日，全市已经发送了2597份“意见书”，据彭萍安介绍，“全部‘意见书’都有书面回复和整改，而且没有一例‘建议书’，我们很欣慰。”

为什么没有一例“建议书”？为什么彭萍安反而因此感到“很欣慰”？

带着疑问，记者专门和赵涤群做了交流。

“这个问题很简单，”赵涤群款款道来，“‘两书’是工会维权迫不得已采取的一种手段，我们既要维护职工权益，也要维护社会稳定，服从于、服务于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这就要求工会维权要尽量考虑不要激化矛盾，用最平和的方式解决问题，因此，设计构思‘两书’的出发点就是，希望侵害职工权益的行为在‘意见书’层面就得到解决，不要发展到逼着工会发送‘建议书’，策动政府行政执法部门参与进来，行政执法部门一旦参与，他们的手段就是依照国家法律对当事者进行处罚，那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因此，目前发送量2597例，没有一例‘建议书’，恰好是我们追求的理想效果，也是预设的目标。”

“当然，”他补充道，“这不排除以后对个别知错不改的用人单位，诉诸行政执法部门，对它进行法律干预的可能。”

“资深军迷”戚永宏则从军事学观点来解读这种现象，“兵书里的上上境界就是兵不血刃，或者不战而屈人之兵，‘杀手锏’必须有，但不等于每战必用。”

“两书”因为这种由软而硬、先礼后兵的逐渐递进的梯次设计，对一些违法单位，其威力不容小觑。

“两书”刚开始推行，昆明市盘龙区拓东街道工会在2012年1月12日至29日的17天内，就用“意见书”平复了两起欠薪事件，为农民工追回欠薪250多万元。

2012年1月12日，盘龙区拓东街道工会联合会接到金泰大厦工会反映，该大厦15楼有农民工讨薪，经了解，某公司拖欠农民工工资200多万元，街道工会立即下发“意见书”，要求尽快解决，延至16日，涉事公司不得不先行支付200万元作为工资发放。

1月19日，拓东街道工会又得到举报，驻拓东大厦的某公司在云南省石屏县一个建设项目中拖欠工程款1300多万元，其中含农民工工资50多万元，街道工会当即向涉事企业发送了“意见书”，并且居中调解，公司方承诺将50万元工资在10天内支付，1月29日，农民工终于拿回了自己被拖欠的工资。

彭萍安说：“宜良县总原常务副主席李承辉和一家劳务派遣公司谈建会，饭吃了，酒也喝了，人家也答应建会了，可一转身，人家就‘忘’了，李承辉一怒之下，给它送去了意见书，嗨，不到5天建会了。”

从行政执法者的角度看，工会组织及其“建议书”是他们贯彻实施国家法律的有力“帮手”。

昆明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潘开平表示，“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权、健康权是工会的神圣职责，也是我们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工作的着眼点和落脚点，2011年以来，昆明市总工会推出的工会维权‘意见书’和‘建议书’，在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权、健康权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促进了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的科学发展。”

“工会‘两书’充分体现了全社会关心重视安全生产工作，是构建安全生产工作大格局的一个典范。”潘开平说，“‘意见书’的发出，可以促进生产单位对安全隐患及时整改，把安全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而‘建议书’一则为安全生产管理提供了查处违章违法的线索，同时也敦促我们认真履职，依法办事。”

他说，“这里表个态，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工会开展好这项工作，以帮助我们认真履行好监管职责，切实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潘开平坦言，一旦收到工会所发的“建议书”，将按被举报人所触犯法律的处罚上限进行治理，以此来支持帮助工会的维权工作，“不仅要支持工会，我们还要把‘建议书’所提出的问题视为举报，若查证属实，哪个工会发出的‘建议书’还会得到我们的奖励，一起案件，至少奖励1000元，欢迎各级工会向我们以‘建议书’方式举报违反安全生产管理的违法行为。”

在昆明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支队长王正军的眼中，“建议书”也是工会组织对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负责任的“实名举报”，“按我们的工作流程，收到举报视为受案，情况基本属实，就要立案调查，最后依据违法事实和相关法条处罚。”

他认为，工会组织的书面举报，与一般的公民个体举报，尤其是匿名举报相比，其权威性、可信度更高，更加引起执法部门的重视。

据王正军介绍，他所在支队仅有执法人员40人，每个县市区劳动执法监察人员一般就10来人，全市加一块，不到200人，但他们面对的是全市19万户各类企业，工会组织则普遍深入、密布到几乎所有企业，能够及时发现企业的违法问题，从这个角度，王正军甚至把工会组织看成了劳动监察的“编外部队”，可以弥补行政部门人手的严重不足。

“有了‘两书’可及时提供用人单位的违法、违规线索或者依据、证据，对我们的工作是一个极大的帮助，等于额外增加了一支劳动执法监察队伍。”他说。

从市总领导的观念里，从政府相关管理部门的态度可以看出，“建议书”宛如“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高悬在一些侵害职工权利又无所忌惮的人头上，需要落下的时候，它将毫不犹豫。

彭萍安扬戈跃马：剑指护士怀孕7个多月还“被上夜班”

“两书”工作刚开始推行的时候，市总领导明白，一个新事物，一项新工作，首先要做出一个模板，大伙儿才能“依葫芦画瓢”，而且这个阶段是必然和必须的。

2012年1月初，市总接到一家肾病医院职工“线报”，说有个护士怀孕已经7个多月了还在被要求上夜班，他们感到这似乎有问题。

赵涤群、彭萍安觉得这是一个给下级工会展示怎样开展“两书”维权的一个好机会，于是就决定由市总来做这个案例，赵涤群说，“并且决定由彭副主席亲自抓。”

彭萍安带人前往该医院调查，发现情况属实，值夜班的女职工已经怀孕达7个半月，“但是，怀孕7个多月上夜班是否违法、违什么法等，需要有法律依据做支撑，我经过查找，在《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六条和《劳动法》第七章‘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保护’里找到了法律依据——‘对怀孕7个月（含７个月）以上的女职工，不得安排其延长工作时间和夜班劳动。’”

吃了“法律定心丸”，彭萍安签署了“昆工维字第92号”“工会维权意见书”，要求“第一，立即对这位女护士的工作时间进行调整，不得再安排其从事夜班工作。第二，劳动时间内应当安排一定休息时间。”

“院长表示，对女护士怀孕这事，是知道的，但具体怀孕几个月，自己是男性，不便探听。”彭萍安说，“也许以后再遇到女职工大腹便便，他必须要过问了，哈哈。”

“更重要的是，这个医院女医生、女护士比较多，从纠正这位女职工的侵权个案开始，彭萍安几次和院领导沟通交流，督促该医院建立对女职工特殊权益保护的制度。”赵涤群告诉记者。

推行工作中，彭萍安亲自拍马上阵之外，更多的是辅导基层工会怎么做。

位于寻甸县金所工业园区的云南先锋化工有限公司是一个2009年8月25日成立、2013年6月才正式投产的化工企业，“我们这个企业有一个特点，”该公司工会女工委主任杨秀梅告诉记者，“年轻女职工比重大，职工平均年龄只有二十七八岁，全部职工930人，女职工有297人，面临结婚、生育高峰，目前就有10多个怀孕的。”

这样，一个适合母婴相聚的哺育室就是维护女职工权益的具体体现。

寻甸县总工会副主席晏满定获悉情况后，向彭萍安做了汇报，彭萍安指示晏满定用“意见书”敦促先锋化工按照“母爱十平方”项目标准建一个母乳喂养室，2014年7月3日，“意见书”送达先锋化工行政方，杨秀梅说，“看到‘意见书’，公司领导很高兴，叫我赶紧办，同时回复县总，7月17日就建成了母乳喂养室，次日就投入使用，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邓学良还专门就此事表扬我。”

7月29日下午，本报记者踏入了这间26天前尚不存在的，似乎还散发着几级工会关爱余温的足有40多平方米的“母乳喂养室”……

市总领导亲力亲为的结果有时很奇谲。

比如这件迄今为止2597份“意见书”中唯一一份“工会对工会”提“意见”的案例。

西山区马街街道总工会接到职工反映，街道机关工会对机关干部职工的关爱慰问标准不一，“一般干部职工生病住院，最多200元，一束花，而领导干部则是500元，一束花，还加一个果篮。”

彭萍安了解情况后，决定干预，“还不是慰问金多少的问题，是公平与否的问题。”

她来到街道总工会，辅导他们于2012年4月13日，由街道总工会向机关工会发出一份“意见书”，要求统一慰问看望的相关标准，“建议生日慰问由100元提升到200元，住院慰问由200元提升到500元，助丧关爱慰问标准由500元提升到1000元，所有人不分领导、职工，一律按此标准执行。”

“意见”得到了马街街道党委、政府的支持，完全同意按街道总工会的“意见”办，4月16日，由机关工会向街道总工会做了书面回复。

马街街道总工会“两书”干预面很广。

民企昆明天经电力设备有限公司职工极想参加云南省总组织的职工医疗互助活动，但前8期都没有参加，马街街道总工会知道后，一方面沟通联系，给企业领导讲解参加这项活动对企业和职工的好处，同时下发了一份“意见书”，最后公司同意全部82名职工自第9期活动开始参加，且由企业为职工分担50%的缴费。

截至发稿时，据西山区总工会副主席肖国介绍，“全区‘意见书’已累计下达了196份，解决了不少职工的切身权益。”

事实上，在“两书”推展之初，市总整个领导班子的成员都是亲力亲为者，在记者搜集到的资料中，就有市总副主席李光以及时任市总副主席、现任调研员的方越、赵春华所签发的好几份“意见书”。

“从‘工会所能’出发把文章做足，遇到‘最大’和‘最小’的问题，我们轻轻飘过”

记者翻阅了市总提供的两本“两书”工作案例选编，发现过去3年里，各级工会所发“意见书”涉及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9大类——维护职工政治民主权利、维护职工参加工会权利、维护职工劳动权利、经济权利、安全卫生和生命健康权利、精神文化权利、性别平等和女职工特殊权利、职工生活福利权益等。

其中包括了未建工会、涉及职工利益的事项未交职代会审议通过、拖欠工资和厂务不公开、不定期召开职代会、未参加职工医疗互助活动、不缴纳社保、不签订劳动合同等，既有涉及职工最核心的工资收益、缴纳社保、签订劳动合同、乃至职工缺乏上班宿舍等权益，也有工作场所灯光晦暗影响职工行路等类“鸡毛蒜皮”般的小事。

彭萍安说，2012年年初“两书”工作在全市普遍推开时，市总甚至采取先下任务、事后考核的强制办法在全市推展这项工作，“市总本级业务部门先做，法律工作部、女工部、生产部、生活部等业务部门要求每年不得发出少于5份‘意见书’，14个县市区，每个每年不得少于10份。”

她觉得，一开始这是必须的，“接受新事物有个过程，大家需要摸索经验。”

“‘两书’是一个全新的事物，以前工会历史上从未有过，而且发送权限我们把它设置到最基层的工会，大家的确有个适应的过程。”彭萍安说，“就连我自己也有这个过程，一开始，有的基层工会发送的‘意见书’甚至干预到职工在工地如何戴安全头盔，我们发现后赶紧纠正，戴头盔有它特定的安全规范，工会怎么能去教人家戴头盔？万一你教的就是错误的，出事是不是你兜着？”

“有‘意见书’关于工地施工安全提出要防止废料伤人，我说，要是刚运来的钢筋扎人，你咋办？人家说，现在伤人的不是废料，是新料，你没有叫我们注意，这样咱就很被动。”刘贵红补充道。

发现类似问题后，赵涤群叫法律工作部的人好好琢磨，大致划出一条线来，原则性地定出哪些可发“意见书”，哪些不发，“要原则，不要太具体。太具体，工会做不到。”

他认为，工会为职工维权，在现实条件下，必须有一条清晰的边界，不能漫无边际，“因为好些事，虽然关涉职工最大的切身权益，但它复杂艰难，是需要从国家制度层面去统筹研究解决的老大难问题，不是我们一个市级工会可以做到的，甚至根本就不是工会可以做的，我们就不能自不量力用‘两书’去干预，弄成笑话。”

这时，市总领导发现，“两书”若无边界，就有“阿喀琉斯之踵”，“若不及时解决，可能导致‘两书’流产，因为整上几件事都是工会做不到的，时间一长，大伙儿就会对‘两书’丧失信心。”

戚永宏认为，出现这样的事，不仅仅是怎样发送“两书”的技巧问题，更重要的是暴露了基层工会干部做工会工作观察问题的角度有问题，工作的理念也有问题，“是不是凡是涉及有损职工权益的所有事，我们都要去发‘两书’？都要去管？理论上说，工会为职工维权，当然是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全方位维护，但我们国家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现状以及工会组织在国家政治生活的特定地位决定了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第一，有的事，虽然涉及工会，但主要是政府应该做的。第二，工会没有行政资源、执法资源、经济资源，自身的能力有限，遇到‘意见书’有‘滥发’的苗头后，我们主要从省总前几年提出的工会工作基本准则去找思路。”

戚永宏所说的“省总提出的工会工作基本准则”是非常精炼的三句话：“党政所谋、职工所需、工会所能”。

戚永宏也觉得工会要在“谋、需、能”三个节点上去找到工作的交集点，三者缺一不可。

于是，“两书”所能、所不能的两条清晰的边界诞生了：

首先，属于需要党和政府解决的大问题，以及需要从国家制度层面去关注的普遍性大难题，工会力所不能及的问题，不宜以“两书”涉及，视具体情况，用其他方式介入。

其次，太具体、太专业的问题一般不涉及，所提“意见”不宜太具体，只提普遍性的、原则性的意见，“一般情况下，个案的‘意见’慎重把关，因为我们担心有人滥用权力。”

“我如果理解得不错，戚主席等几位领导是这个意思。”刘贵红用一句网络味十足的俏皮话做了总结，“推行‘两书’工作就是要从‘工会所能’出发，把文章做足，遇到‘最大’和‘最小’的问题，我们可以轻轻飘过。”

“维权”是“系统工程”：以“两书”单兵突进是不智之举

如果说到“贝塔朗菲”、“系统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这类学术味浓的人名或概念，一般人或许会茫然不知所之，那么，我们不妨换种“很中国”的说法——

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纲举目张；举一反三；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隅……

以上这些说法，全部是在描述一个道理，那就是，看问题、解决问题，要用“系统论”的原理，要有“系统”的眼光，也就是要有联系、整体、发展的视角。

美籍奥地利人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是“系统论”作为一门科学理论的创立人，系统论的核心思想是系统的整体观念。

贝塔朗菲服膺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观点，他强调，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他认为，要素性能好，也就是一个事物的局部好，不必然等于整体性能好。

在酝酿“两书”之初，昆明市总领导就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仅仅单靠发“两书”，而不能巧妙地借助党政资源、社会各界、法律政策制度等力量形成合力，换言之，不从系统的角度去使用“两书”，“两书”就是一张废纸。

戚永宏觉得，昆明市总的“两书”目的之一固然是要促进工会维护工作，使职工直接受益，“但用‘两书’推进建会、工资集体协商、劳动合同签订、购买各种法定保险等，又何尝不是维护职工的权利？这些维护，有些迂回，不是那么直接，但维护的是职工更重要、更长远、更大的经济、政治权利。”

赵涤群说，“本身工会就是力量比较弱的群团组织，不借助其他资源，形成合力，难以成事，又何况是工会发出的‘两书’？‘建议书’借力行政执法部门的理念设计，就是系统思想在工会维权工作的体现。”

可见，一页薄薄的A4纸所承载的一份“两书”所以“虎虎生威”，它后面凝聚着各级工会组织牵手其他社会力量所形成的“合力”。

在安宁市，市总工会经常牵手的政府行政执法部门主要是安监、人社、环保，安宁市总副主席杨利告诉记者，他们总是携手这三家联合行动，曾经一起联合检查执法3天，“发了21份‘意见书’。”

在富民县，县总总是和县劳动执法监察大队一起行动，收到的效果大大超出自己一家单兵出击。

也正是基于对“两书”所预示的“系统”的张力的认知，在昆明市，各级工会利用“意见书”推进建会、工资集体协商、劳动合同签订、购买各种保险、厂务公开这5个涉及职工切身利益最紧密、最重要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记者仅从市总编辑的两本“案例选编”初步统计，全部166个案例中，涉及上述5个方面的“意见书”有34份，占这两册“选编”全部案例的20.5%。

“而这些过去就靠工会干部怀揣一颗‘妈妈心’，用一张‘婆婆嘴’去和用人单位打交道，唾沫说成泥丸，收效却甚微。”彭萍安告诉记者。

一张网和一个网眼的关系：富民县总生动的系统样本

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也发现了不少工会用“系统”的思维，借力其他社会资源形成合力并造势，使得一纸菲薄的“意见书”竟然轻松收到了“四两拨千钧”之效的动人案例。

在这些案例中，富民县总工会所创造的这个例子殊堪玩味。

住进了县城公租房，富民城乡公交公司驾驶员李师傅再也不用一年约有360天，每天凌晨四点半就起床摸黑骑着摩托从距县城20来公里的村子向县城飞奔了。

与他同命运的合同制农民工有120人“沾光”。

李师傅不知道的是，他和工友们的命运改变源自富民县总工会联合县政协的合力推动，也源自县总工会副主席张志宏作为县政协委员的角色自觉。

2008年，按照昆明市政府关于昆明市城乡公交一体化发展实施方案，富民县城乡公交有限公司于2008年11月28日挂牌成立。

迄今，该公司先后开通了23条城乡公交线路，有营运车辆101辆，驾驶员及工作人员160余人。

“这160多人中，大部分是来自各村的农民工。”

7月17日，在富民县总逼仄而洁净的会议室，儒雅而清癯的张志宏对记者娓娓道来，“部分城乡公交班次清晨6点就要发车，晚上22点才收车，公交车必须从县城发车，但驾驶员都住在离县城10公里以至30公里外的地方，他们每天上班全靠骑摩托车在住家和县城之间奔波，上下班十分不便且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最早的凌晨3：30就起床奔向位于县城的公司来上班，晚上8：30才收工，骑着摩托回到家已经10点左右，每天的睡眠就三四个小时，”张志宏说，事实上，因为疲劳驾驶，已经出过事故，“有段时间，在同一个地方，连着两天掉了3辆车，只不过后果不严重而已。”

张志宏从事工会工作多年，好钻研学习，他从系统观点来审视这件“住房案”，在房子与乘客人身安全和党委政府形象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他感到，不解决驾驶员的住房迟早将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这是可以预料也可以规避的灾祸啊，岂能坐视它发生？”

为此，县总携手县交通局为在县城解决这些农民工宿舍呼吁了4年，一直解决不了。

显然，解决职工住房绝不是工会一家能力范围可及的，张志宏想到了自己的县政协委员身份，“何不从政协参政议政角度来推进这项工作呢？”

他把想法告诉了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总主席徐世荣。

徐世荣觉得工会就是要善于借力打力，“志宏所提的这个方式很好，所提时机更好，这时，县政府准备在2013年拿出4.25亿元建公租房2071套，总建筑面积111036.8平方米，2013年底前竣工。”

2013年1月11日，借县政协开会之机，张志宏领衔联名周世荣、杨建琼、李庆辉3位委员，提出了《关于请求解决富民城乡公交有限公司驾驶员公租房问题的建议》。

与此同时，张志宏还利用自己与县政府分管城建、土地、交通、规划的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朱伟私交甚笃的便利，积极为农民工说项。

2013年6月18日，县住建局针对张志宏等人的提案正式回复，表示会在2013年所建的公租房中为城乡公交公司农民工驾驶员解决120套住房。

两个月后，120套住房的钥匙交到了公交司机手中，“政府想得很周到，考虑到司机们的职业性质，故意把楼幢之间的间距加大，使得驾驶员可以直接把车开到所住楼房下停放，这就最大限度保障了司机休息时间。”

很显然，在这个案例中，如果没有从“系统”的角度着手，仅仅靠发一纸“意见书”，不可能解决120套农民工的公租房问题。

县总工会、县政协、政协提案、多位政协委员联署、县交通局、常务副县长、起早贪黑、骑摩托上下班、几十公里回家路程、疲劳驾驶、安全隐患严重、乘客生命安全、党委政府形象、职工权益维护……这些看上去毫不搭界的元素被“系统”这根金线给串起来，形成一个荣枯与共、生死攸关的命运共同体，从而促进有关领导和部门下决心解决问题，客观上很好地维护了职工的权利。

采访是一个交流的过程，记者与张志宏分享了一个寓言——

一张捕鸟的网捉到了一只鸟。有人仔细观察了捕鸟网后发现，其实这只鸟就只被一个网眼捉住，他觉得织一张网捕鸟，浪费太大，于是别出心裁，只用一根丝线做了一个圆圈，类似于捕住鸟儿的那个网眼，然后挥舞着这个圆圈漫天去捕鸟……

张志宏未听完，早已忍俊不禁了。

“两书”的“曲突徙薪”功能：对生命的尊重与国家形象的维护

公元2世纪的历史学家班固在其《汉书·霍光传》中记载了一个故事，这个名叫“曲突徙薪”的故事穿越时空，与“两书”的设计初衷发生了联系：

客有过主人者，见其灶直突，旁有积薪，客谓主人：“更为曲突，远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默然不应。俄而果失火，邻里共救之，幸而得息。于是杀牛置酒，谢其邻人，灼烂者在于上，余各以功次坐，而不录言曲突者。人谓主人曰：“向使听客之言，不费牛酒，终亡火患。今论功而请宾，曲突徙薪亡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耶？”

主人乃寤而请之。

这段古训的主题是：

提出安全预警劝告的人不被认为有恩于失火人家，反而那些救火受伤的人成了他的座上宾。

从人的心理上说，“侥幸”是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的趋利避害心理，但问题往往是，就在自己抱着“侥幸”心理企图也玩一次“俄罗斯轮盘赌”游戏时，幸运却不会总是垂青玩家。

昆明市总所以发明“两书”就是要克服这种靠撞大运过日子的心态。

可是，人性潜在的弱点就在于，当你真用“意见书”来终止了一场巨大的灾祸后，没有人会感受到那页A4纸的“恩宠”的，因为，正是这张纸所具有的“禁未然”的功能，断绝了“施已然”的后果发生，所谓“巨大的灾祸”压根儿没发生，于是，在一般人眼中，那张纸没有任何价值。

但对于工会工作来说，有时候，“禁未然”和“施已然”的差别或许是生命的陨灭。

就在记者采写昆明市总“两书”工作过程中，江苏省昆山市开发区中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汽车轮毂抛光车间在生产过程中发生铝镁粉粉尘爆炸。

2014年8月2日上午7时37分许，伴随巨大的爆炸声，烈焰浓烟冲天而起，一大批工人或死或伤。

据报道，截至8月4日，事故已造成75人死亡，185人受伤。

受害者中，也有云南籍的工人。

虽然事故远在数千里之外，但看到这么多工人死伤，昆明市总领导的心情还是沉重的，他们推人及己，想到自己的“辖区”是否会有这样的安全隐患，立即组织基层工会对类似企业排查，赵涤群说，要做到“守土有责”。

8月18日下午，记者来到位于昆明市嵩明县的昆明云松铝粉厂采访，这家企业的董事长李云东在介绍自己的安全保护措施时，也给记者做了金属粉尘安全问题的科普：“铝粉是工业味精，从军品到民品，从工业到生活，应用范围十分广泛，当它在特定空间达到一定浓度，每立方米3.6克，遇火就会发生爆炸，很危险，所以需要严格按章操作，安全措施必须坚决到位，像我们这样的企业，炸一次就彻底完了。”

由于这个企业高危的安全特性，除了企业自身的安全意识很高外，嵩明县总工会对他们也是“关照有加”，县总常务副主席刘锦仙告诉记者，县总及企业所在地的嵩阳镇工会联合会经常派人去生产车间查看，跟踪监控。

该厂建厂23年来，从未发生过任何安全生产方面的问题，这其中，李云东不否认工会对企业安全生产的促进作用，“有工会的监督，多了一道安全阀。”

2014年3月6日，嵩阳镇工会联合会又来检查，生产车间挑不出毛病，最后发现厂西侧围墙出现倾斜，有倒塌的可能，也算是安全隐患，就给李云东下了一份“意见书”，李云东随后组织人员于3月19日修复围墙，给镇工会作了书面回复。

昆山爆炸事故发生后，赵涤群密切关注事件的发展，当他看到事故调查组总结的几个原因后，仔细对事故原因逐条作了判读，觉得这类企业从工会工作角度也可以在安全生产方面大有可为，及早、及时配合企业预警、预防事故的发生。

“我以你们实地采访调查过的云松铝粉厂为例，来说说工会通过‘两书’在这里面可以做哪些工作。”

他说，“如果嵩明县总发现他们车间的粉尘有问题，当然立即就要下‘意见书’提醒他们及时处理不留隐患，一般说，企业也会高度重视，立即整改，这样，事故就被扼杀在萌芽状态。又假设，工会下了‘意见书’后，企业置之不理，因为事关企业的安危，县总或者我们市总就要立即向政府执法部门发送‘建议书’，政府安监部门收到举报，相信他们立即就会派员处理，这样也会及时把事故扼杀在萌芽状态。”

他接着打比方，“在工会工作负责尽职的前提下，加上‘两书’的工作平台，我认为，要发生金属粉尘爆炸的可能性基本没有，若要有，那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工会失职缺位，对该企业的生产安全毫不知情，因此没有采取任何干预措施。其次，是收到工会‘建议书’后，安监部门麻木不仁，不作为。”

“但要具备这样的事故条件，应该是不可能的，因为谁也不敢拿可能性极大的爆炸事故当儿戏。”

“意见书”的“溢出效应”之一：“寻觅牧羊村姑，却找到芭蕾公主”

在晋宁县昆阳街道工会联合会采访中，记者找到了一个前述“曲突徙薪”式的提前预警、及时终止可能发生严重后果的鲜活案例。

2014年7月7日，昆阳街道工会联合会副主席许玲向记者介绍了一份“意见书”纠正了街道办事处有关单位违规聘用153名“临时工”的情况。

据她介绍，昆阳街道办事处是几个乡镇合并而成的超大型乡镇，其人口、地盘、经济社会影响力相当于半个晋宁县，这些年随着工作任务的增加，现有在编的174个党政工作人员难以完成工作，无奈之下，只好聘一些编外工作人员，这些各站、所自行招聘的人员，管理混乱，“待遇不一，未统一购买相关社会保险，也没有签订正式聘用合同。”

许玲说，“这样用人，隐伏着严重的后患，我们觉得问题必须尽快得到解决。”

说白了，这153人属于非法用工，且这批人的三分之二约百人左右，用在最容易出现人身伤亡的护林防火和城市综合执法管理岗位，一旦出现事故，人身有伤亡，后果十分严重。

这样的危险并不是无端推测，就在记者采访昆阳街道工会前不久，昆明一个县级市境内发生山火，扑火过程中，发生了3名军人在火场被雷击身亡的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