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虎生翼 为锦添花——昆明市总“工会维权‘意见书’、‘建议书’”成功推行3周年追记
2014-10-22 09:47:34   来源：工人日报   评论：0 点击：

题记：

假如中国工会及其维护职工权益的各项制度、机制、体制是一头虓勇的猛虎，那么，昆明市总创制的“两书”则使它生出了双翼；假如中国工会维权已取得的成就是一幅绚烂的织锦，那么，昆明市总发明的“两书”是这幅织锦上新增的两朵娇艳的花。

 

引子：昆明市总一页A4纸再度书写了自己的历史

 

(一)“工会要维权，用什么手段去维？”

昆明的冬天只要有阳光就是暖暖的。

赵涤群啜口茶，提起笔在市总法律工作部部长刘贵红送来的一页题为《昆明市总工会维权意见书》的A4纸上，签下了是年市总第一份,也是昆明市总工会“工会维权意见书”和“工会维权建议书”新制度建立以来的第一份市级“维权意见书”。

赵涤群是昆明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

在赵涤群至此27年的工作阅历中，他记不清签署过多少名字，这次，他写下的“赵涤群”三字，或许叩开了一扇通往昆明工运史深处的大门。

这天是2011年12月22日。

这份编号为“No.0000101”的“意见书”原件在近3年后，其纸质已经开始泛，呈现了些许沧桑的质感。

引发赵涤群签发“意见书”事由其实是一起极为简单的劳资纠纷。

王燕、陈小玲、张明坤3位职工在昆明一家外资商贸企业“南亚店”打工，因工作环境搞装修，以为释放了甲醛，感到健康受损害，于是和企业发生争执，“她们索赔30万元的损失费”。该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长兼工会主席陈小姐说，“我是工会主席，要维护职工权益，但数额太大，我也做不了主，而她们又不肯让步，还在网上发帖子求助，给企业造成了很不利的影响。”

企业领导被惹急了，态度强硬，“你们到法院告吧，法院怎么判，我们怎么赔。”

这时，市总工会及时介入了解情况。

“在职工和老板之间，客观上，职工是弱者，一旦双方发生纠纷，老板的强势不是个体的职工可以对抗的。”昆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戚永宏说，“没有工会做他们的靠山，他们的权益很难得到保障，我们市总要积极、巧妙介入，做他们的后盾。”

戚永宏指示赵涤群，“我们不是刚推出‘两书’吗？就用它为职工维权啊。”

于是，赵涤群签发了昆明市总第一份“工会维权意见书”。

这天，距昆明市总以“昆工【2011】48号”文件，向全市各级工会发出《关于建立和推行〈工会维权意见书〉〈工会维权建议书〉制度的通知》恰好整一个月。

“意见书”从职工利益角度提出了四条“意见”，要求该外企在2011年12月31日前作出书面答复：

1.按照政府职能部门的规定及时组织三位职工到规定的部门进行符合医学要求的专项体检和健康体检以确定职工病情；

2.结合体检结果及病情制订必要的治疗方案，确保职工得到必须的治疗，尽快恢复健康。

3.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按照职业病防治和工伤处理及赔偿的政策法规要求处理好职工的诉求。

4.在处理职工诉求方面应注重对职工的人文关怀，确保病伤职工工资按时足额支付，符合规定的治疗检查等费用得到及时报销。

签收了市总工会的“意见书”后，该外企逐一应对四条要求，也作了4条答复，完全尊重“意见书”的“意见”，该企业工会主席陈小姐说，“由她们自己选择医院全身筛查，证实不是甲醛中毒，其中一位女工被查出妇科病，妇科病做了手术，手术费用公司也例外给她报销了。”

而后，这件闹成网络事件的劳资矛盾得到妥善解决。

这个矛盾得以化解，宣告了昆明市总所发明的工会维权“两书”使工会维权工作从理论、概念的玲珑“楼阁”一下子“落地”到实作层面。

“工会要维权，用什么手段去维？”

工会的诞生，是劳资关系矛盾的必然产物。

既是劳资矛盾的必然产物，这就决定了工会维权的固有特性。

在中国，工会是执政的共产党联系广大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同时也是维护职工权益的第一责任人，中国工会的四项职能中，“维护职工权益”是基本职能。

因此，工会维权的政治正确性和对工运事业的重要性、必要性、必然性，无需赘言。

和全国所有工会一样，昆明市总也必须把维护职工权益作为自己的基本职能，但也和全国所有工会一样，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同时凸显，这就是在缺乏具体明晰的手段或平台的前提下，“怎么维”的技术问题成为工会工作中的真问题、大问题。

而在赵涤群看来，工会组织在维权问题上，“有时在充当各党政机关和部门的协办、转办、参与协调的‘二传手’以及‘配角’。”他觉得，“这个角色必须转变，不然，工会组织对职工的吸引力就会下降，不能凸显工会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但是，转变这个角色需要解决一个方法论问题，市总党组在思考，“怎样才能有效地实现中央和全总提出的维权要求，我们需要一个抓手或者一个平台，新的市总党组形成后，一直在苦苦思索。”

“我们尝试过许多办法，一直没找到比较好的维权方式。”具体负责推进全市“两书”工作的昆明市总工会副主席彭萍安告诉记者，“甚至考虑过对一些严重侵害职工权益的个案，由市总代言直接诉诸法庭来维权，但这样一来，各种成本太高，也不是最好的办法。”

“工会是职工自愿的群众组织，不是行政部门，没有、也不会有行政执法权，既要维护职工权益，促进企业发展，还要促进社会和谐，这种多功能要求决定了工会维权的方式必须适合中国国情。曾经有过的类似意见书的做法由于行政执法色彩较浓，事实上做不到，推行了20来年证明行不通，所以，我们要寻找一种适合工会工作实际的维权方式。”市总法律工作部部长刘贵红说。

来自昆明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的资料显示，仅在市总推出“两书”的2011年，全市共接受劳动者举报投诉3147件，工资拖欠案件2513件，占80%，处理群体性、突发事件172件，工资拖欠案件占98%。共为4.1773万名劳动者追发工资13885.443万元。

“这种情况，近几年都是有增无已，越来越严重。” 昆明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支队长王正军告诉记者。

劳动监察行政执法部门的工作成绩，换个角度看，就是劳资矛盾日益激化的现象。

“随着形势的发展，用工不规范、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劳动条件差、工资收入分配不合理、对职工缺乏人文关怀等现象愈来愈突出。”刘贵红介绍说，“2013年，昆明市总的信访量，已达13.27万人次，这一方面预示着工会在维权工作上必须有担当、有作为，也要求工会必须创新制度，拿出行之有效的方法，进行有效的维权。”

对昆明市总而言，最大的尴尬在于，一方面，维权是工会天经地义的神圣职责，也是中央和全总、市委和省总对自己的要求，另一方面，缺乏具体的、操作性强的、效果明显的手段。

“古人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在工会维权的问题上，我们的‘道’，亦即工会是否应该维护职工权益的问题，已经被党中央和全总早已解决了，我认为，‘术’层面的问题，也就是‘怎么维’的问题，是我们要向上级工会作出贡献的问题。”从小喜欢研究军事的“资深军迷”戚永宏说，“没有具体的‘术’的配合，工会必须维护职工权益的‘道’就是句空话，用一句军事术语来说，战略意志的达成，必须建立在战术效果的具体贡献上。”

就昆明市总新的领导班子而言，此时还面临一个微妙的压力。

这个压力就是，必须超越以往的光荣，再塑新的辉煌。

集结号吹响 ： “ 提升亮点 ， 再辟新域 ”

2010年8月16日，时年47岁的戚永宏从昆明市晋宁县县委书记任上到昆明市总履新，出任市总党组书记。

1个月后的9月15日上午，昆明市工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闭幕，会议选举产生了昆明市总工会第十四届委员会和经费审查委员会领导班子。戚永宏当选昆明市总工会第十四届委员会主席。

4个月后，2011年1月16日，戚永宏又当选为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戚永宏上任后不久，提出了新一届市总领导班子的工作大纲：“夯实基础，创新特色，提升亮点，再辟新域。”

这16个字在有心人心中，已经掀起层层涟漪，甚至波澜起伏。

“‘再辟新域’4个字对我震撼很大，我感到戚主席这届新班子要有新动作了。”市总宣教部原部长苏雪原讲述了他当时听到这4句话时的心理活动。

昆明市总曾经有过不少辉煌，尤其是困难职工帮扶，盛名远播，多次受到中央和全总领导的高度赞扬。

但辉煌属于一个时代，不可能永远躺在这册前辈工会人的功劳簿上洋洋自得。

“全市720万人口，困难人口大概有20来万，经过党政工青妇等各方多年的努力，其中困难职工目前约2.7万人，再过几年，这些困难职工也要消失了，市总新品牌是什么？”戚永宏在不同场合反复提出这个问题要大家动脑筋思考，“在谱写困难职工帮扶工作的辉煌之后，市总要在哪些方面续写新篇章？”

这种思考的压力首先落在以他为首的市总党组一班人身上。

在党组一班人看来，困难职工帮扶工作具有“过渡性、阶段性、应急性”特点，因此，昆明市总应该在发扬光大既有光荣的同时，必须开创一个全新的、系统的、长效的工作大格局，才能续写光采灼人的新华章。

这个观点，也得到了一些工运理论学者的赞同。

此间关注劳动就业变迁的知名社会学者、云南大学教授木霁弘认为，困难职工帮扶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企大规模改制，国家社会保险、医疗保险等相关政策刚出台，配套不完善，产生大批下岗失业职工，导致其中一些职工形成生活、就业困难的困难群体后，各级工会组织顺应党和政府中心工作，确保社会稳定的一项阶段性、应急性民生工作，但很明显，随着国家相关保险政策的逐步完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这项工作终究要走向历史深处，“而工会永恒的中心工作还是维护职工权益。”

确实，戚永宏、赵涤群、彭萍安、李光、李恪林、方越、赵春华等市总新领导集体只有另觅路径，重新谱写新时代的奋进曲。

也就在此时，一个想法的轮廓不约而同地出现在几个人脑中。

“郡县治，天下安”：司马迁道出了县域首长重如泰山的责任

8月22日上午，昆明市呈贡新区，在市级行政中心9号楼二楼的一间紧凑的办公室，戚永宏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他的文件柜、书柜里，摆放着不少军舰、战机、坦克模型，后来才知道，戚永宏还是一个资深军迷，仅《兵器知识》这份杂志，他从小学就订阅到现在，几十年未尝辍止。对各式导弹驱逐舰、坦克、国产系列战机的相关信息，他如数家珍。

在戚永宏眼中，兵器发展的后面，折射着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方面系统性的进步。

“我做县委书记5年，天天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头发掉得很厉害，随便挠一下就掉一把，每次洗头或洗澡，盆里总会浮着一层黑黝黝的头发，天晴愁，天阴愁，自己愁，家人愁。”

“没当以前头发很好，又黑又密。”他指着在场的比自己小10多岁的市总法律工作部部长刘贵红说，“比贵红的头发还好。”

“当了5年的县委书记，把人当老了。”

说这话的时候，他流露了少许怅然。

从1981年7月，整整25年，他在呈贡县和晋宁县工作，从最基层一步一个脚印走来。

长期的党政工作经历，使戚永宏善于从党政工作视野全局来审视反思工会组织和工会工作。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隅，一个县可以理解为一个缩微版的‘国家’，一个国家所具备的机构乃至机能——包括外事（外办）和防务（武装部）——它全部都有，在国家管理体系中，县是宏观的末梢，微观的首位，县委书记作为一个县的‘头’，要有全局性眼光，要从全省、全国乃至全球的视野来观察、思考自己所在县域的各项发展。”

“司马迁说，‘郡县治，天下安’，这句话委婉道出了县里一把手的重要性，更说出了他重如泰山的责任。”

2010年8月16日来到昆明市总履新后，戚永宏用了相当一段时间跑企业、下基层、调研各级工会，深入了解各种企业职工的生活、工作状态及所思所想，不停地请益。

“党、政、工，政治、经济、群团工作是一个相互联系非常紧密的系统，互有渗透交集，为职工维护其经济权益本来就是工会很重要的工作内容，工会干部要懂经济工作。”

“因此我到工会后经常向一些领导呼吁，工会干部一定要和党政干部交流使用，不能老待在一个岗位干一辈子。”这种看法，在市总党组，不是戚永宏一个人的观点，而是得到普遍认同的共识。

“两书”形式灵感源于《安全隐患整改指令书》和“家长字条”

赵涤群在工作阅历上与戚永宏有着某些类似的交集。

都从最基层起步，略微不同的是，在未出任县级领导之前，赵涤群当过昆明市寻甸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局长兼旅游局长，“我那个局长其实是四个局的架构，它包含了规划、建设、城管、公用事业、环保四个方面，干了5年多，这个职位涉及一些很棘手的事儿，就是行政执法，它的总要求是要依法、遵规、履程，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2007年4月出任市总副主席后，赵涤群有了一个意外收获，“我分管生产保护部，经常参加市里的安全生产检查，涉及维护职工生命权、健康权的工作，在联合执法过程中，我担任一个工作组的组长，看到市安监局有一份《安全隐患整改指令书》，发现被检查企业有安全问题或隐患，就下发此书，要求它在规定时间内，按某种规范或标准，整治排除安全隐患，而且这份《指令书》要求对方必须有整改完毕的书面回复，这给我琢磨工会维权的‘两书’提供了思考的角度。”

多次参与安监局的联合执法，赵涤群悟到了一个道理，“工会是群团组织，没有行政执法权，但有批评权、建议权和社会监督权，但是，即使是监督，也要有手段，这手段是什么？”

从安监局的《安全隐患整改指令书》，赵涤群觉得可以借鉴它的某些理念和形式，适当改良，为工会维权服务，“以改变以往发现有对职工的侵权现象，只是口头上说说，说完就完，提意见的和接受意见的，都很随意，没有严肃性、正式性的状态。”

2011年10月，赵涤群亲自动手设计“两书”，初稿出来后，经验告诉他，涉及维护职工权益，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尤其涉及法律方面的相关知识，必须有法律人把关，此时，他想到了市总法律工作部部长刘贵红，“我请贵红过来，把初稿给他，和他谈了我的想法，请他把方案细化，拿出一个‘成品’，再向戚主席报告，同时上会研究。”

刘贵红1997年7月从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专业毕业后，先在昆明市的劳动执法监察部门工作了8年，于2005年8月调入昆明市总担任法律工作部部长，这位“70后”，曾在检察院、法院等执法部门实习工作过，从事工会工作敬业、专业、忠诚、点子多，曾先后策划了百名律师入驻昆明市总、争取在市总设立劳动争议仲裁庭等项工作，是市总领导甚为倚重的法律专业人才。

拿到了赵涤群的稿子，余下的一堆复杂的策划设计就成了他的工作。

从此，白天办公室桌案边，家中书案旁，夜里台灯下，刘贵红成为了具体催生“两书”的设计者。

2005年5月，与赵涤群同时到市总工会担任领导的还有一位女士，名叫彭萍安。

彭萍安的经历相对“简单”。

当过小学老师、校长，西山区总工会副主席、主席。

2005年5月，调到昆明市总任副主席至今。

小学老师的生涯中，彭萍安经常遇到一种情况，“有的孩子有问题，表现不好，需要和他父母交流，我们就写个字条叫孩子带回家交给家长看，条子上没有别的内容，一般只有一句话，就是要家长来学校找我，如果口头叫孩子回家传达口信，一则孩子贪玩忘性大，会忘记，再则不严肃、不正式，可能不会引起家长的重视，这个字条，实际上是发通知给他父母。”

别小看这个写字条发通知的行为，它对彭萍安后来配合赵涤群，指导刘贵红等人出台“两书”具有很大意义，因为这个行为和“两书”的模式有着高度的关联性，已经具有后来“两书”的某些雏形，所以当赵涤群有了“两书”的初步想法，几个人一交流，思想一碰撞的时候，彭萍安就成了“两书”的坚定拥趸者和卖力推动者。

她对这种模式太熟悉了。

“两书”所以诞生于昆明市总的有利条件还有一个，这就是昆明市总兼有工会领导机关和实战单位的双重角色，“地市级以上的领导机关，指导性强，因为没有实际工作，等于没有试验田，缺乏基层工会工作的具体感受，出不了想法；地市级以下的工会组织，又太实际了，缺乏领导机关宏观全局的目光，也难以出想法。”

行文至此，昆明市总所推出的维权“两书”的大致经络已经凸显——

首先是在戚永宏的“跳出工会看工会，跳出工会干工会”的宏观视野要求下，昆明市总必须超越已有成就和必须创新自身的紧迫感，对工会维权工作提出了新视角。

其次是赵涤群、彭萍安等市总领导将个人既往的工作经验解码、重置，用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审视、重组而形成了清晰的概念。

再次是市总党组充分咀嚼了全总关于维权工作坚持“主动、依法、科学”原则的精髓，调动刘贵红等法律人的工作激情，在全会广泛动员，获得全会上下一致支持的结果。